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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阳花学运到冲击立法会 非典型的抗争

更新:2020-09-12 编辑:牛牛游戏下载 来源:牛牛游戏下载 热度:3859℃

作者:黄奕霖

2019年7月1日,香港回归二十二周年,但对香港人而言,这天可能没有半点庆祝的喜悦。除了以“撤回恶法、林郑下台”为主题的游行,吸引了数十万名市民参与之外,立法会也被数万名示威者包围,且在铁笼车等工具的多次冲撞,大楼玻璃墙身纷纷破裂,部份示威者于晚间9时冲入立法会,占据议事厅并大肆涂污,包括在墙上喷上“太阳花HK”的字样。

这两场分涉台港的抗争诉求与手法各异,但皆以反对某项条例触发,并出现占领议事厅的场面,引发不少人联想。台湾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陈弘儒指出,单从社会运动的发展视之,不管是台湾太阳花学运还是香港反修例运动,其实都属于“非典型的公民抗命类型”。

“在看这些事件的时候,通常都会先有理论观点,最为人知的理论就是罗尔斯(John Rawls,美国政治哲学家)在《正义论》中提及的公民抗命,但台湾的太阳花学运跟这次香港的反修订《逃犯条例》,其实都超过罗尔斯式的公民抗命所能处理的范畴。”陈弘儒开宗明义指出,分析这两场社运的关键不在于比较港台之间的异同来判断冲击立法机关是否符合公民抗命的条件,而是要理解我们无法从罗尔斯是的公民抗命理解运动的性质。

“因为在罗尔斯的理论中,预设了抗争者与政府之间仍存在信赖关系,(前者)借由违反法律的行动去向公众表达深切的观点跟想法,施压的效果与激烈的行动不是主要考量。但是,真实世界中的抗命行动通常不是这么一回事。”从陈弘儒的观察,两场抗争都是以民主或是法治为主要诉求,进而以政府官员或体制为施压的对象,因此难以从罗尔斯的不服从理论进行解释。

学理的公民抗命VS现实的公民抗命

他进一步解释,从罗尔斯的公民抗命可以视为一种沟通性的抗命,不服从不仅是抗争者跟政府表达自己的诉求,也是与社会多数人的一种沟通的方式;它预设了“抗争者要跟別人沟通”的前提,而该沟通是一个动态过程,并要设想到未来他人进一步与其沟通的可能性,是一种双向的关系,在行动中维持这种双性关系具有重要性。这种行动所要产生的效果不会是命令式的,而更像是一个请求——这里有不公义的事情发生了,我希望以亲身牴触法律的方式去引起大众注意,其中没有太多强制性或施压性的效果出现。

然而,不论是太阳花学运还是冲击立法会,或多或少都会出现接近“命令式”的施压,例如要求&ldquo

;停止”服贸协议、“撤回”逃犯条例。这类要求背后有很强的压力性,而该压力通常会以冲突的可能性、或是参与人数的多寡去呈现,与罗尔斯的公民抗命已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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